随着年龄渐长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与父母展开一场平心静气的对话。
今晚吃饭时，母亲坐在一旁，低声念叨着：“移动客服来电话了……说要办套餐……短信上写不收费，结果又要十块钱……可没有流量，出门等车时跟个呆子似的……”
“手机”“套餐”——这几个词飘进耳朵的瞬间，我的胃口就消失了。脑海像一台老旧的放映机自动启动，那些相似度极高的对白争先恐后地翻涌上来：
“我手机怎么没铃声了？肯定是你弄的，赶紧改回来。”
“你是不是又改我套餐了？改回来。”
“我手机上怎么多了这么多软件？肯定是你装的。”
“这字怎么变小了？你弄的吧？改回来。”
“你给我换个最低消费的套餐。”
“还是得换个带流量的。”
“带流量的不划算，我每天不用流量，你帮我退掉。”
一股熟悉的烦躁从心底窜起，迅速淹没了我。我心里其实明白，这个套餐是她自己想办的，可从免费到收费又让她坐立不安，她就困在这样的拧巴里。
没吃几口，手机又被递到眼前。“你看看这个。”母亲指着那条条10086发来的套餐提醒。我瞥了几眼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：“一个月十块钱，5个G，挺划算的。你自己也说，没流量出门不方便。”
接着她却又把整个事情从头到尾复述了一遍，说完还是要我去问客服问清楚情况。我不想接话，就让她自己打10086。她在与冰冷的自动语音几轮无效拉扯，得到一阵语音账单后，不耐烦地挂断了。接着是下一个问题：“附近哪有移动营业厅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答案其实是知道的，附近少说有七八家。但我害怕一旦开始查找解释哪家正规、哪家近、哪家人少、哪个时间合适，就会坠入另一个无穷无尽的、充满细节和不确定的循环。
见我这头没有回应，她便转向父亲。没过多久，房间里就传来熟悉的争执声：
“早就说了别乱办套餐，搞不清楚的……”
“是你自己办的，我又不去营业厅……”
“怎么又怪到我头上来了？”
我和Cynthia抬起头，对视了一眼。她轻声叹息，吐出四个字：“又开始了。”
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母亲一开口，我身体里就像有个警报被拉响，一股莫名的烦躁催促着我：快结束这场对话。有人说，这叫“童年创伤的应激反应”。
而我心里清楚：我真正害怕的，或许不是他们的说话内容，而是害怕自己在情感上，终将活成他们的样子；更害怕Cynthia将来回想起的，会是一个我曾经历过的、令人疲惫的童年。
母亲的电话卡是用我的身份证办理的。这个事实背后，藏着我高中时的一段记忆。
那时她得到一部手机，让我去鼓楼广场办一张神州行电话卡。到了营业厅，我发现正在推广的动感地带套餐更划算，还赠送洗漱三件套和一条恒源祥的羊绒围脖。我像发现了秘密宝藏，排着长队满心欢喜地办了新套餐，抱着那份意外的礼物而回。
推开门时，我甚至有点得意。可母亲听完，只抬眼看了看我，轻飘飘扔来一句：“你肯定被骗了。回去把套餐换掉。”没有解释，没有询问细节，也没有商量余地。
于是我又攥着那张崭新的电话卡和我的身份证，踏上返回鼓楼广场的公交车。一路上，夏日车厢闷热，我心里堵着复杂的情绪——不被信任的委屈，必须完成任务的焦虑，还有对那个营业员姐姐要如何解释的忐忑。到了柜台，我结结巴巴、努力组织语言，说母亲坚持要换回最基础的套餐。幸好那位营业员姐姐很耐心，她没有多问，默默操作着系统，最后轻声说：“换好了，礼物你留着吧。”我松了口气，却更怅然了。
从四平路到鼓楼广场，那时的公交车要摇摇晃晃走一个小时。两趟来回，便是四个钟头，半天就这样消磨在路途与等待中。多年过去，我依然记得那个夏日午后：漫长、疲惫、惴惴不安，窗外的街景流过去又流回来，仿佛没有尽头。
